从苏中小城的婚宴或寿宴现场出来，耳畔一直在嗡嗡作响。
如今的喜宴，越来越“隆重”了。舞台炫目，节目纷呈，抽奖互动，俨然一台小型晚会。可这份隆重，总裹挟着不由分说的音量——音响一开，低音震得胸口发闷，高音刺得耳内发鸣。台上主持人声嘶力竭，台下宾客却困在各自的孤岛上：必须附耳交谈，甚至借助唇语才能勉强听出大意。满场的声响，在这里成了一个隐形的“暴君”，它统治着整个空间，将好好的聊天逼成“暗号接头”。
“能不能小点声？”问左右邻居，他们的回答是：“不大声，不热闹！”“习惯了，都这样。”分贝的高低，差不多成了衡量喜庆氛围的唯一尺度。某种意义上，可能是迎合那些年长者的诉求，他们听力业已衰退，对喜庆的定义就是：声浪滚滚，才算红红火火。
有点惭愧。我平时是那种“先声夺人”“语惊四座”的大嗓门：在办公室说话，整栋楼的走廊都有回响。直到小城的喜宴上，连我自带音量天赋的人都被音响的轰鸣压制得无法交流，才猛然发觉：没有节制的“气氛组”，不是什么热闹，分明是对他人的打扰。
不过，我是无辜的。我的大嗓门，可能藏着家乡的地理密码。老家的范公堤，像一道无形的界线，隔开了两种声音生态。堤西水网密布，农家聚居高处，说话得守着私密，小心隔墙有耳，说话自然压低嗓音；我出生在堤东，黄海之滨，滩涂辽阔，海风长啸，地广人稀。祖辈从苏州阊门移民而来，煮盐为生，“治安靠狗，取暖靠抖，通讯靠吼”，是真实的生活写照——不大声喊话，声音便会被旷野吞噬，久而久之，大嗓门成了生存的基本技能。
在管理更为精细的公共空间里，“互不打扰”的克制已成为常态。步入博物馆、艺术馆或园林，曾经的人声鼎沸已悄然退场。人们或戴着耳机聆听解说，或跟随配有无线导览的领队慢慢移步。静默讲解模式，声音如窃窃私语，只流入听者一人耳中。没有声浪的驱赶，目光得以从容停驻于器物的细纹，心神得以全然浸入景深的诗意。这份安静，是一种彼此舒展、相互成全的文明风景。
“绚烂之极，归于平淡。”社会文明的高级样态，往往呈现在对旁人的体贴之中。小城喜宴的喧腾，并无恶意，多是习惯使然的思维定式——将“大声嚷嚷”等同于“热闹”，将“声震全场”误解为“隆重”。其实，真正的喜庆，不该是音响功率的竞赛，而应是祝福与欢愉的顺畅流动；真正的文明，也绝非追求万籁俱寂，而是让每种声音和谐相生，各得其所。
当商业化与程式化的欢庆将鲜活的呐喊异化为噪声的轰炸，声音的层次便消失了，人也失去了选择安静的权利。
小城的喜宴，喧哗与安静之间，应该留出一段呼吸的距离。不妨给音响一个温和的限度，让音乐只作背景；致辞可用定向音响，使祝福清晰却不霸道；再留几段“安静时间”，看看新人的故事，品品菜肴的来历。有动有静，有张有弛，如一首乐曲有起有伏，才是欢庆本真的样子。
今天，我们应在传承与演进间寻得平衡，学会驾驭自己的声音，主动“降噪”。文明的底色不是用喧嚣“撑场子”，实在的欢庆，何须借音响“造声势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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